专访│国投创业生物医药投资：我们如何聚焦科技成果转化？
2021-08-06 21:53:39 作者：佚名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公众对生命健康关注度的进一步骤增正在给这一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在考验着投资机构的“眼光”。日前，澎湃新闻记者走进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投创业”），国投创业总经理高爱民阐述了他们对这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行业的理解以及投资理念。
过去的2020年，国投创业投资的荣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39.9亿港元创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IPO募资最高纪录；领投了开发创新mRNA药物和传染病疫苗的艾博生物，该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现了我国 mRNA 疫苗“零的突破”……
此前的2016年，为更好探索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加速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科技部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投集团”）发起并联合社会各方，设立了我国首支聚焦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的基金。国投创业是国投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专门成立的管理人，自此开启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投资的探索实践。
目前，国投创业管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下称“重大专项基金”）、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京津冀基金”）、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金（下称“深圳基金”）、国投（宁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宁波基金”）、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广东基金”）等基金，管理规模超过220亿元。
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重大专项基金、京津冀基金、深圳基金等3支基金均已完成募资和投资任务，全面进入投后管理和退出期。
高爱民指出，国投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始终践行“投早、投创新、投团队”的方法论。
“投早，是指投在新技术出现新应用的早期、项目成长阶段的早期、技术市场化的早期、政策风口到来的早期，陪伴项目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地成长。投创新，是指投科技创新、投技术创新、投产业创新，注重投资模式和资本运作创新。投团队，是指既投具有经营能力的优秀科学家，也投能够容纳科学家的优秀管理者，寻找具有产业抱负的优秀企业家。”高爱民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说，这背后既有基金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的天然使命，也有大势使然，“否则可能就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这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团队。”
基础成果转化环节“缺位”与“补位”
在生命科学发展第三次革命的大背景下，事关人类健康的医药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驱动力和多元化。
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前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提到，“精准医学和个性化药物的开发、基因编辑技术、肿瘤免疫治疗、CAR-T为代表的细胞治疗、生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再生医学与干细胞技术、抗体偶联药物开发、新药发现的很多新策略和新技术”，这些都是当下全球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涌现出的前沿研发热点。
全球化的创新氛围也正在深刻改变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格局。“过去近20年，可以讲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不断用创新来驱动、崛起的一个时期。”陈凯先如此表示。
这个时期前所未有。中国目前在前端的研究方面已今非昔比，高校、研究机构现在已经在CNS等顶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一旦产品较为成熟，国内市场也已经不缺资本推动，甚至出现扎堆投资同质化靶点的情况。
我们缺的是什么？“研发和产业化之间的转化环节，这是目前科技创新的薄弱环节。专注‘缺位’的转化环节，及时‘补位’，正是国投创业的使命和方向。”高爱民说。
在国投创业过往的投资案例中，重大专项基金投资的荣昌生物是一则典型。2017年6月，荣昌生物尚未从荣昌制药分拆，地处山东烟台，而荣昌制药早期在治痔领域被人熟知。彼时，荣昌生物承担了十余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旗下同时有十余个生物创新药在研，正进入临床试验关键阶段，亟需大量的研发资金，国投创业生物医药团队项目负责人回忆，“当时他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做1.1类原研创新药，最困难的时候市场上所有的知名机构基本上都把它看了一遍，但有勇气投资的寥寥无几。”国投创业及时出手并带动多家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出资，支持荣昌生物10亿元融资需求，此轮融资对荣昌生物来说显然是“及时雨”。2020年3月，国投创业继续出资参与荣昌生物新一轮增资，加速推进新药临床试验。2020年11月9日，荣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39.9亿港元创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IPO募资最高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3月12日，荣昌生物宣布，全球首个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双靶”一类生物新药——泰它西普（RC18，商品名：泰爱®）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在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新药研发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高爱民认为，在生物医药火热发展的同时必须冷静地看到，创新药的开发漫长且充满挑战，“一个新药从开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0-15年的时间，不间断的资金支持是确保初创新药企业不断前进的核心要素”。
总结目前的生物医药投资版图，高爱民细数，新药创制、安全性评价、模式动物、临床设计、工艺放大等整个药物研发的产业链已均有涉及，他认为串联整个产业链有两个好处。“第一，投资后可以借助产业平台为提供增值服务，为企业赋能；第二，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早期项目的可行性，大幅度地降低风险。”
全球角度下看中国的本土创新
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如何把握住浪潮？
高爱民认为，国投创业生物医药投资要拥有全球视野，一只眼睛盯着全球各个大实验室的源头创新；另一只眼睛要盯着产业，着眼于产业整合，帮助已投企业做大做强，并积极探索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合作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在医药创新方面仍主要为模仿创新。陈凯先在前述研讨会上谈及，“建国以来，第一个阶段可以讲是跟踪仿制阶段，建国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依靠仿制药，生物药则基本为零；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面临一个重大转折，推进新药创新体系，这是模仿创新的阶段。”
尤其要提到的是中国于2008年启动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该专项旨在使中国从以仿制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创制为主，实现从医药大国到医药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专项启动以来，截至2020年底，中国诞生了68个I类创新药，新药创制速度明显加快。
“重大专项是一座‘投资富矿’和‘金字招牌’。国投创业投资生物医药项目中，直接承担重大专项研发任务的项目数量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投资金额接近一半，并围绕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提供支撑的企业展开全面投资布局。”高爱民表示。
陈凯先称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为“成绩斐然”。但他同时提醒，“药是新药，化学结构是新的，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人家的专利，但是它所依据的靶点、依据的作用机制还是人家先发现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是模仿的创新。”这也就是国内熟悉的“fast follow”。“未来希望能做到‘first in class’，由中国人先研发研制。”陈凯先表示。
尤其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中国创新药的实力“有了显著提升。”这背后有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大批科学家回国创业、药物监管工作改革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贡献。
据统计，2007-2017年中国创新药“licence-out”数量总共19个，2018年9个，2019年9个。而2020年截至11月底，中国创新药“licence-out”数量已超过17个。
尤其引发业界震撼的是，2020年9月，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艾伯维公司（AbbVie）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天境生物达成授权协议，跨国药企首次以近30亿美元的高价授权购买了中国自主创新的生物药产品，刷新了中国创新生物药的对外交易纪录。国投创业投资的药捷安康与LG Chem达成3.5亿美元合作，位列2020年中国企业对外license-out的前十大交易。
国投创业团队总结道，过去5年来，我国本土生物医药创新无论临床数量还是新药获批，都呈稳步上市趋势。而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生物科技研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竞争的层面，资本加快流入，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创新创业的步伐。
他们同时提到，未来中国的生物医药投资将向价值投资进一步回归，“只有真正具有临床意义和价值创造的企业才能维持产品价格体系。”而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则需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依靠认知的理性找到具有稀缺性的创新企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过去的2020年，国投创业投资的荣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39.9亿港元创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IPO募资最高纪录；领投了开发创新mRNA药物和传染病疫苗的艾博生物，该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现了我国 mRNA 疫苗“零的突破”……
此前的2016年，为更好探索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加速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科技部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投集团”）发起并联合社会各方，设立了我国首支聚焦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的基金。国投创业是国投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专门成立的管理人，自此开启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投资的探索实践。
目前，国投创业管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下称“重大专项基金”）、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京津冀基金”）、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金（下称“深圳基金”）、国投（宁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宁波基金”）、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下称“广东基金”）等基金，管理规模超过220亿元。
据介绍，截至2020年底，重大专项基金、京津冀基金、深圳基金等3支基金均已完成募资和投资任务，全面进入投后管理和退出期。
高爱民指出，国投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始终践行“投早、投创新、投团队”的方法论。
“投早，是指投在新技术出现新应用的早期、项目成长阶段的早期、技术市场化的早期、政策风口到来的早期，陪伴项目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地成长。投创新，是指投科技创新、投技术创新、投产业创新，注重投资模式和资本运作创新。投团队，是指既投具有经营能力的优秀科学家，也投能够容纳科学家的优秀管理者，寻找具有产业抱负的优秀企业家。”高爱民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说，这背后既有基金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的天然使命，也有大势使然，“否则可能就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这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团队。”
基础成果转化环节“缺位”与“补位”
在生命科学发展第三次革命的大背景下，事关人类健康的医药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驱动力和多元化。
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前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提到，“精准医学和个性化药物的开发、基因编辑技术、肿瘤免疫治疗、CAR-T为代表的细胞治疗、生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再生医学与干细胞技术、抗体偶联药物开发、新药发现的很多新策略和新技术”，这些都是当下全球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涌现出的前沿研发热点。
全球化的创新氛围也正在深刻改变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格局。“过去近20年，可以讲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不断用创新来驱动、崛起的一个时期。”陈凯先如此表示。
这个时期前所未有。中国目前在前端的研究方面已今非昔比，高校、研究机构现在已经在CNS等顶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一旦产品较为成熟，国内市场也已经不缺资本推动，甚至出现扎堆投资同质化靶点的情况。
我们缺的是什么？“研发和产业化之间的转化环节，这是目前科技创新的薄弱环节。专注‘缺位’的转化环节，及时‘补位’，正是国投创业的使命和方向。”高爱民说。
在国投创业过往的投资案例中，重大专项基金投资的荣昌生物是一则典型。2017年6月，荣昌生物尚未从荣昌制药分拆，地处山东烟台，而荣昌制药早期在治痔领域被人熟知。彼时，荣昌生物承担了十余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旗下同时有十余个生物创新药在研，正进入临床试验关键阶段，亟需大量的研发资金，国投创业生物医药团队项目负责人回忆，“当时他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做1.1类原研创新药，最困难的时候市场上所有的知名机构基本上都把它看了一遍，但有勇气投资的寥寥无几。”国投创业及时出手并带动多家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出资，支持荣昌生物10亿元融资需求，此轮融资对荣昌生物来说显然是“及时雨”。2020年3月，国投创业继续出资参与荣昌生物新一轮增资，加速推进新药临床试验。2020年11月9日，荣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39.9亿港元创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IPO募资最高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3月12日，荣昌生物宣布，全球首个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双靶”一类生物新药——泰它西普（RC18，商品名：泰爱®）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在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新药研发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高爱民认为，在生物医药火热发展的同时必须冷静地看到，创新药的开发漫长且充满挑战，“一个新药从开发到上市往往需要10-15年的时间，不间断的资金支持是确保初创新药企业不断前进的核心要素”。
总结目前的生物医药投资版图，高爱民细数，新药创制、安全性评价、模式动物、临床设计、工艺放大等整个药物研发的产业链已均有涉及，他认为串联整个产业链有两个好处。“第一，投资后可以借助产业平台为提供增值服务，为企业赋能；第二，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早期项目的可行性，大幅度地降低风险。”
全球角度下看中国的本土创新
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如何把握住浪潮？
高爱民认为，国投创业生物医药投资要拥有全球视野，一只眼睛盯着全球各个大实验室的源头创新；另一只眼睛要盯着产业，着眼于产业整合，帮助已投企业做大做强，并积极探索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合作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在医药创新方面仍主要为模仿创新。陈凯先在前述研讨会上谈及，“建国以来，第一个阶段可以讲是跟踪仿制阶段，建国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依靠仿制药，生物药则基本为零；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面临一个重大转折，推进新药创新体系，这是模仿创新的阶段。”
尤其要提到的是中国于2008年启动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该专项旨在使中国从以仿制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创制为主，实现从医药大国到医药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专项启动以来，截至2020年底，中国诞生了68个I类创新药，新药创制速度明显加快。
“重大专项是一座‘投资富矿’和‘金字招牌’。国投创业投资生物医药项目中，直接承担重大专项研发任务的项目数量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投资金额接近一半，并围绕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提供支撑的企业展开全面投资布局。”高爱民表示。
陈凯先称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为“成绩斐然”。但他同时提醒，“药是新药，化学结构是新的，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人家的专利，但是它所依据的靶点、依据的作用机制还是人家先发现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是模仿的创新。”这也就是国内熟悉的“fast follow”。“未来希望能做到‘first in class’，由中国人先研发研制。”陈凯先表示。
尤其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中国创新药的实力“有了显著提升。”这背后有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大批科学家回国创业、药物监管工作改革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贡献。
据统计，2007-2017年中国创新药“licence-out”数量总共19个，2018年9个，2019年9个。而2020年截至11月底，中国创新药“licence-out”数量已超过17个。
尤其引发业界震撼的是，2020年9月，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艾伯维公司（AbbVie）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天境生物达成授权协议，跨国药企首次以近30亿美元的高价授权购买了中国自主创新的生物药产品，刷新了中国创新生物药的对外交易纪录。国投创业投资的药捷安康与LG Chem达成3.5亿美元合作，位列2020年中国企业对外license-out的前十大交易。
国投创业团队总结道，过去5年来，我国本土生物医药创新无论临床数量还是新药获批，都呈稳步上市趋势。而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生物科技研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竞争的层面，资本加快流入，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创新创业的步伐。
他们同时提到，未来中国的生物医药投资将向价值投资进一步回归，“只有真正具有临床意义和价值创造的企业才能维持产品价格体系。”而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则需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依靠认知的理性找到具有稀缺性的创新企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