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担心城市的扩张会夺走宝贵的农田，从而对粮食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城市化和耕地保护看起来是对立的，有学者的研究曾敲响警钟：全球城市扩张将导致2030年全球耕地减少1.8%-2.4%，导致全球作物产量减少3%-4%。
相对于城市化已接近尾声的发达国家，上述情况被认为大多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区域大部分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快速城市化，这一脚步仍未停下，这会威胁到超过14亿人口的口粮安全吗？ 近日，浙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CEH)、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等团队的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食品》（Nature Food）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Urbanization can benefi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large-scale farming in China”。这项研究的结论和上述传统观点相反：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反而有利于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假如城市化率从2015年的56%增长到2050年的80%，“那么，到2050年，中国耕地净释放面积可达580万公顷，占2015年中国耕地总面积的4.1%。”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谷保静是论文的通讯作者。“按照我们论文的分析，这个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可以释放耕地的，这释放出来的580万公顷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60%。”谷保静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谷保静认为，现行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安全，“但严格来讲都是等量交换，农田面积仍然不会增加。”谷保静等人的研究方向是提出让农作物产量增加的可行性方案。
“双重土地浪费”
“城市扩张占地始终是一个大的问题，无论是政策还是学者研究，都会关注城市扩张会占用耕地，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谷保静表示，目前城市扩张有一个很重的前提就是保护耕地。
城市化是否就必然是粮食安全的对立面？谷保静等人在论文中指出，在当前的城市化和农业生产讨论中有一点被很大程度地忽视了，即城市化有释放土地用于作物生产的潜力，而其中涉及的具体数量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目前尚未有研究阐述清楚。
论文写道，中国城市化率正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到2050年将达到80-90%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2050年将达到80%左右。
要实现这一目标,城市人口将因迁移或自然增长增加3.3-4.7亿，这相当于欧盟的总人口。为了容纳这些新居民，城市需要扩大并占用周围土地。
谷保静等人同时提醒一个现象，尽管2015年中国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少约20%，但是农村的建成区面积却比城市大了160%。而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化与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实际上在同时发生。他们提出一组数据，2000年至201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从36%上升到56%，因此带来2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但农村建成区也增加了50万公顷、耕地面积则减少160万公顷。
研究分析，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这些人群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他们更愿意用从城市挣来的钱在农村地区建造新房子。研究团队在论文中称这是“双重土地浪费（double-dipping land waste）”。
谷保静认为，“这为在更好的城乡一体化管理下释放农村土地用于农作物生产提供了巨大潜力。”

中国城乡人口和土地利用变化。

农村土地复垦
谷保静等人分析得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可以释放的农村居住用地要多于城市扩张用地。

城市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他们指出，如果没有农村土地复垦，在2015年至2050年之间，主要由城市化引起的总耕地面积将减少130万公顷。但若将农地复垦考虑在内，2015-2030年期间中国大部分县域(北京、上海等部分大城市除外)的耕地面积将显著增加270万公顷；2015-2050年期间则将显著增加580万公顷，这相当于中国2015年耕地总面积的4.1%。
对于北京、上海等部分大城市来说，城市扩张占用耕地显然更多，“这主要是由于跨区域迁移。”这些大都市地区，更多的耕地将需要转换为住宅区；与此同时，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地区，这些区域的农村人口通常占据了大面积平坦的农村土地，适合用于作物生产。
谷保静表示，“对于复垦，我们筛选条件还是很严苛的，为什么这块地适合复垦？首先它比较平坦，其次周围一圈农田，这种地方我才愿意去复垦，复垦完它就连片了，未来能够规模化经营。”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西部一些没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地方，那么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农民集中起来，把土地变成农田复垦。”
论文还指出，即使考虑到这些新增耕地的土地肥力可能相对较低，到2050年粮食产量仍将比2015年增长3.1-4.2%。未来随着新增耕地农艺管理水平的上升，粮食产量的增幅将继续扩大。

农作物产量变化情况。

除了增加农作物产量外，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平均农地规模也会发生变化。论文指出，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主要依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耕地根据质量好坏平均分配给每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当前农村家庭的平均农地规模仅为0.5公顷左右，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数值可能会增加2倍以上达到1.35公顷。
谷保静等人认为，随着耕地的释放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由大规模农业主导，这一趋势已经出现在许多高收入国家。
此外，他们认为，规模化养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对农民的纯利润、经济、技术和劳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都有积极的影响。农地规模增加也会有利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至少化肥污染会降低1/3到1/2，农药会降1/2以上。
论文强调，尽管农地复垦初期的耕地质量低于城市扩张占用的耕地，但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更有效的农业管理，农地复垦的质量有可能得到改善，作物产量仍能增加。

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变化。

可行性如何？
上述蓝图可行性如何？论文强调，虽然城市化可以通过释放农村土地和增加产量来潜在地提高作物产量，但它仍依赖于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用于作物生产和采用更有效的技术和管理做法的可行性和成功。
在高收入国家，释放农村土地的选择实际上已受到限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已接近尾声，现有的大部分农田也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和集约生产。“在这些地区，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城市扩张更有可能导致直接的耕地流失，而农村土地释放的可能性较小。”
而回到城市化水平较低和发展中国家，研究指出情况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一种普遍现象，城市化也不一定造成净耕地损失。”
谷保静等人强调，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计和福祉。也就是说，农村复垦的前提是农民已经在城市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包括住房、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等。
研究发现，中国高收入地区(如上海)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低收入地区非农谋生能力较低的农民可能无法维持可持续生计。在这种背景下，以大规模农地和现代农业生产取代小规模农地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然而，研究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无论在高收入地区还是低收入地区，小面积耕地的农业收入(通常低于其总收入的20%)不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 “虽然政府为这些低收入者提供了社会福利，但更多的政策安排应进一步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以促进土地释放用于发展。”研究强调。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谷保静也强调，其在长期的调研中看到，在粮食生产日益规模化的趋势下，农民依靠农田生产的竞争力更弱，已经无法给他们带来生活保障。而在“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让这些区域的农民生活质量更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到，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
其中，针对搬迁撤并类村庄，文件提到，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
谷保静提到，“这些地方土地很贫，农民很穷，那么就可以因地制宜复垦，农民也可以搬出来了。”他强调，前提是这些农民得到合适的安置，假设在有产业“造血”的情况下，搬迁或将成为“顺带”。
谷保静认为，如果让本就贫困的农民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有更容易养活家庭的工作，而城镇化的同时耕地和农作物产量增多，缓解粮食危机，“这是一种双赢。”他强调，“就是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和农村人力资源，这两点很重要，人和地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里面最重要的两部分。”
更需引起注意的是，伴随着老龄化进程，农村的复垦现象会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出现，例如一代人老去之后会短期内集中出现大量需要复垦的村落。
论文最后提出，城市化和粮食安全应同时实现，“土地与人口相匹配的政策最终将促进城市化世界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